“颠倒的势利”

忧心忡忡的长辈们担心，互联网和技术的发展，让年轻一代沉迷于娱乐，沉迷于自娱自乐，而不是思考和创造，他们没有求知欲，没有感受复杂状态的能力，没有更好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。如果这些判断不对，至少还有一个疑问值得深究：他们真的很好地利用了技术的发展吗？

法国小说家马丁·佩奇，生于1975年，他的第一本小说就叫《我怎么变愚蠢的》，书中的主人公25岁，是个阿拉姆语言的学士，贫穷，不快乐，孤独， 并且认为自己的不快乐与自己的智识生活有关——他相信，有知识有智慧，只能让一个人更痛苦，更孤独。他想成为一个酗酒者，想做大脑手术，想方设法要变得愚 蠢。这本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，但从未得到一个奖项，直到德国大学生将自己设定的一个图书奖颁予作者。这本小说提出的问题是——我们是否必须 愚蠢，才能在这个社会里成为快乐的一员？

“数字原住民”和“数字移民”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。如今的大众文化已经造就了一种“颠倒的势利”，唯恐冒犯了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洞见，力图将这些平庸的东西赋予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。